编导：刘延厚

　　小城里的天空比在大山里要大得多。可是孙恒的心却要比这个城市的天空还要高。

　　1998年7月，北京复兴门地铁站，川流的人群。台阶上坐着一个穿着破旧牛仔裤的小伙子，正在抱着吉他卖力地弹唱着。

　　想起那一年我离开故乡，

　　离开生我养我的地方。

　　今夜梦里面我回到故乡，

　　回到妈妈温暖的身旁。

　　家乡的河水现在已上涨，

　　门前的桃花现在已盛开。

　　远方的人儿还要去远方。

　　和其他地铁歌手不一样的是,这个小伙子唱的歌都是自己写的。

　　1998年8月，北京西客站，这个瘦弱的小伙子正弓着腰，费力地蹬着平板车。

　　与其他“板爷”不一样的是，他的身上还斜挎着一把吉他。

　　1998年12月，北京的冬天正在下雪，三里屯的酒吧里喧嚣依旧。这个小伙子正在抱着吉他声嘶力竭的喊着。

　　与发出的声音不和谐的是，他的脸上始终带着忧郁或者是冷漠。

　　又是一个夏天，北京是西北郊区，一所破旧，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里。这个小伙子正在教一群农民工的孩子唱歌。

　　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

　　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

　　我们彼此都来自四方，就像兄弟和姐妹一样，

　　那红色的旗帜在心中飘扬，我们在这里成长！

　　我们彼此都来自四方，我们怀着相同的渴望，

　　我们渴望知识的海洋的明媚的阳光！

　　我们彼此都来自四方就像兄弟地和姐妹一样，

　　那红色的旗帜在心中飘扬，我们从这里开始——飞翔。

　　这首歌是他自己创作的，城南有一家打工子弟学校，被查封了。当时还不允许农民工办学校。在学校关门的那天，学校的孩子们哭了。有个孩子告诉他，说他长大了一定要做警察，而且要做警察的头儿，这样警察就不会来关我们的学校了。这是孙恒为这些孩子们写的歌。

　　“音乐曾是我的梦想，但它破灭了。我花了好些年想走那条路，结果被碰得头破血流，我发现根本走不通。成功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就像摸彩票，是撞大运的事，我再也不想用这种赌徒的心态，过一生。我还可以有另一种生活，走另一条歌唱的路。”

　　他叫孙恒，那是来北京的第二年。那时他29岁。在北京的生活已经使他感到失望或者是有些绝望。

　　也许原本就不该来北京。毕竟在另外一座小城里有他安稳舒适的工作和生活。那是在一个中学做音乐教师。“可是这生活太单调，每一天都在重复。我要寻找一种新的属于自己的生活。那种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当时也不知道”。

　　可是这种单调重复的生活，也是他曾经梦想的。

　　“我出生在陕西安康一个小镇上，小镇是在一个大山里。记得小时候山里特别穷，没有电。当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大山，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一个学习刻苦的山里娃，考上了一家师范学院，走出了大山。毕业后留在了在河南开封四中。

　　小城里的天空比在大山里要大得多。可是孙恒的心却要比这个城市的天空还要高。教了两年的书后，他放弃了曾经的梦想，抱着心爱的吉他来到北京。

　　在北京的生活却使他感到失望。

　　“给工友们唱歌，就好像在跟我的兄弟姐妹聊天，像心灵对话”

　　那是2001年冬天。

　　有一次，孙恒去天津科技大学看一个朋友。“学校的学生社团募捐了一些书和衣服，准备到工地送给民工。正好我在那儿，就跟他们一块去了。到了工棚，我给工友们唱歌。没想到，那次唱歌的感觉，跟我从前完全不一样。”

　　孙恒唱的是自己创作的民谣歌曲《一个人的遭遇》。内容是他的朋友小吴的亲身经历，孙恒对他做过访谈。“歌词基本上是他原话，我只不过用音乐表达出来。我身边有很多像他这样打工的朋友，我的很多歌，就来源于他们。”

　　工棚很简陋，挂着晾晒的内衣裤，上下铺，来了很多工友，他们仍穿着干活的脏衣服，挤在板床上或站在地上听孙恒唱歌。孙恒抱着一把吉他，用陕西方言唱道：

　　九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说我们没得暂住证，把我们当成任务送去翻沙子，收容到昌平。到了以后我发现，已经有好几百人在里面，想要出去有条件：你可以打电话，叫人来送钱。就在这时我看见：有一些小姐，像领奖一样冲上前。我是一个人刚刚来这里，不会有人来送钱。

　　我们住的是一个露天的大院，半夜我听见有人在哭喊，吓得我也不敢看。旁边有人在卖东西，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只有唾沫往下咽。因为我只有两块半，刚好只够买根儿烟。还好，后来吃上了窝窝头，一共饿了我一天半。

　　我的家乡在西安，来押送我们的是当地的人员。在上火车之前，他让我们蹲在地上，双手抱头，不能随便看。火车上又怕我们跑，把我们的腰带鞋带全抽掉。这一路上，我又没得钱，又是饿了我一天半。

　　到站以后他们说：想要出去有条件，两百块钱一个人，否则继续关里面。我没办法，只好打电话，是好心的姐姐把我接回家。

　　这第一次被收容的经过就这样结束了……

　　这次意外的演出，连孙恒自己也没料到感觉会那么好，像遇见知音一样。

　　“唱歌时，他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他们的掌声、笑声那么真诚、质朴，可能别人感受不到这些。给他们唱歌，跟以前我在大学里、酒吧里唱完全不同。在酒吧唱歌，我感觉自己就是在表演，我只是一名歌手，我演唱，别人欣赏、消遣而已；但给工友们唱，就好像在跟我的兄弟姐妹聊天，像心灵对话。

　　“我父母是农场工人，我自己也是一名打工者，我是他们中的一份子，没有心理隔阂和距离，也不要太多的语言交流，有一种默契。再加上我唱的都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而且从来没人唱过，所以，他们听的特别专注，效果很好，觉得我唱出了他们的心里话。那天，他们跟我谈了很多。

　　“这次经历对我启发特别大，我像突然醒悟一样：这里，才是我唱歌的地方！原来唱歌不仅仅是娱乐消遣，还可以服务别人、在精神上鼓舞别人，可以传递更多的信息，起到宣传的作用。我们的文艺，为什么不能直接面对最底层的劳动者？”

　　我爱唱歌，我会唱歌，大家喜欢听我的歌，这就是我的价值。

　　在外打工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在艰苦的生活中不能没有歌声，歌声对孙恒来说是一种习惯，是一种难以割舍的爱。在一天的忙碌之后，孙恒经常会抱着心爱的吉他来到工友们中间唱歌，为自己也为工友们带来欢乐。

　　“我建筑工地有一个朋友，我经常去跟他聊天。记得有一个我记不清他真实的名字了，大家都称他为彪哥。后来他就给我讲他的故事。说了很多心里话，当时我就把这首歌，其实他都是他自己说的话，我就写成歌曲，再唱给工友们听

　　认识你的时候已是在你干完每天十三个小时的活以后

　　大伙都管你叫彪哥

　　你说这是 兄弟们对你习惯亲切的叫法

　　喝醉了酒以后 你说你很想家

　　可是只能拼命的干 才能维持老小一家安稳的生活

　　每天起早贪黑 你说你感到特别的累

　　可是只能拼命的干 才能维持老小一家安稳的生活

　　你说你最痛恨那些不劳而获的家伙

　　他们身上穿着漂亮的衣服 却总是看不起你

　　你说究竟是谁养活谁 他们总是弄不清

　　他们总是弄不清这个道理

　　一天天 一年年 就这样过去 你拥有的只是一双空空的手

　　你总说也许明天日子就会改变

　　可清晨醒来后 仍得继续拼命的干

　　一天天 一年年 就这样过去 你拥有的只是一双空空的手

　　“我刚出来打工，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人生方向是什么。但是我看到这么多的打工兄弟姐妹们，他们生活那么艰辛，但是他们同时又那么顽强那么乐观，我觉得是这种精神感染着我。我们付出这么多的劳动，确实我们没有自己的声音，我们说不出自己的感受，我们也有很丰富的情感，正因为我们说不出来，所以城市人会说，你看他们没有情感，你看他们不需要这种精神文化生活，你看他们那么累，那就是他们以那样的眼光看待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表达出来我们想说的心里话，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通过自己的方式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需要有我们自己的歌唱”。

　　在这种演出中孙恒认识了一些同样爱好音乐的朋友，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打工青年演出队。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排练和创作，专门为打工者提供义务演出。

　　“来北京，几年折腾下来，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对生活、对人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对自己重新定位。当初，我只想要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按照社会公认的成功标准；但现在，我不再去设想自己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而只想着做事，做自己能做的、爱做的事。同时，做这些事又对别人有帮助、有益处，与社会的需求有结合点，而不是光顾自己的想法。

　　“对于成功，不能只用钱来衡量，重要的是发挥出一个人的价值。我的价值在于，我喜欢唱歌，我会唱歌，我唱了很多歌，大家爱听，能对别人的生活起到积极、健康的影响，这就是我的价值，也是我的成功！”

　　“老板们害怕我们跟工人接触，怕我们知道他们损害工人权益的事。”

　　打工青年艺术团第一场演出是在北京一所高校的建筑工地里，这次演出，孙恒他们差点被人轰跑。

　　演出设备非常简陋，只有两把吉他，一把口琴，麦克是在家唱卡拉OK用的，绑在一根钢筋上，插在地上，两只音箱又小又旧，电视机也是临时借来的，一根电线上挂了几只照明用的小灯泡，但台子上方有一条醒目的条幅：“天下打工是一家”。

　　孙恒有一段开场白：我们不是什么专业的文艺团体，我们和大家一样，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从农村来的，来北京打工，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

　　他大声地说：“昨天我们为这个城市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今天我们也要创造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说劳动者最光荣，而打工者群体是这个时代的新型劳动者，所以今天我们要唱———《打工、打工，最光荣》。”

　　高楼大厦是我建，光明大道是我建，脏苦累活儿是我们来干，堂堂正正做人———凭力气来吃饭！打工、打工、最光荣！嘿！

　　我们是新时代的劳动者，我们是新天地的开拓者，手挽起手来肩并着肩，顶天立地做人———勇往直前！打工、打工、最光荣！嘿！

　　当孙恒他们演唱《讨工钱》时，演出达到了高潮，掌声、叫好声震耳。

　　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不给结工钱，面善心黑的周老板，躲将起来不相见。寒冬腊月要过年，全家老小把我盼；空手而归没法办，只有横下一心：讨工钱！

　　兄弟们来把工地占，条件一个：结工钱；“周二熊”嘻皮又笑脸，“好说、好说，咱夜里12点，准时结工钱。”

　　到了夜里12点，骗人的招数露了馅：先是来了三车“安全帽”，想挑起内讧，在工友之间；后又来了“110”，连哄带骗带诈唬，说要把我们全部都收容。

　　这时，我感到有点犹豫和矛盾，再被收容可咋办？

　　幸亏有，身经百战的王老汉，他挺身而出，把这骗局全揭穿；他带领大家高声喊：“兄弟们，团结一心讨工钱！(众人跟唱：团结一心讨工钱！条件一个结工钱！)

　　在场的500多名农民工群情激昂，跟着孙恒齐声吼唱：团结一心讨工钱！条件一个：结工钱！团结一心讨工钱，条件一个：结工钱！

　　霞光万丈照天边，周老板乖乖结工钱。

　　工友们特别开心，但工地老板害怕了，出面干涉，要求马上停止演出。

　　“他觉得我们是在煽动工人闹事，其实我们并没这么想。2002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很普遍，但大家没有公开表达的渠道，平时根本没机会说出心里话，这样憋久了，不是好事。工友们应该有表达自己的权利。当资方与工人有利益冲突时，我们当然站在工友们的立场上。能替他们说话，这也是我们艺术团的宗旨。获得劳动报酬是法律规定的，怎么能说我们是闹事呢？”

　　演出中，艺术团经常会发一些普法的宣传材料，经常是演出完了，真的就有工人直接去找老板，讨自己的工钱。

　　打工青年艺术团也参与帮农民工讨工钱。有个四川来的民工，干活时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受伤，老板什么都不管，只给300块钱打发人。“别说医疗费，就是回家的路费都不够。我们找了记者和律师，一块去跟老板谈判。谈得特别艰难，从下午5点，一直谈到夜里12点，最后老板给了这个工人3000元钱。”

　　孙恒说他们的演出，非常受工友们的欢迎，但最大的阻力是资方，是老板们。“我们联系演出，联系20次，能有一次成功就不错了。”老板的托辞是：我们的工人很忙，加班加点，没时间看你们演出。

　　“事实是，老板们害怕我们跟工人接触，怕我们知道他们损害工人权益的事。工地包括一些工厂，完全是封闭的，外人根本进不去，工人就跟包身工一样，谈不上有什么权益。作为一个个体，农民工为争取自身权益打官司，这个成本太高了，无论时间、精力、金钱上都耗不起。现在，农民工想通过合法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的途径并不很畅通。”

　　每次演出中，都有一节互动表演，请现场工人自己上台唱歌。“哪怕他们跑调，声音发抖，但那是他们的声音，是他们的心声。”去年，打工青年艺术团共演了四五十场，每场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演员10人左右，吹拉弹唱说都有。

　　“工友们平常根本没有机会聚在一块，聊天唱歌。实际上，我们的节目很粗糙，但他们不在乎，反正就是热闹，像过年一样高兴。我们共同体验一种欢乐，在精神上有一种交流和释放。”

　　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成员，不少是在演出现场发现的，周铁松就是这样参加进来的。

　　那是在清华大学建筑工地演出，他不仅上来演唱了自己的歌，而且当天辞职，另找了一份送水的活儿，为的是离孙恒他们近些。孙恒说他写的歌，就像是从心里喷出来的一样，工友们很爱听。只可惜他后来送水时撞车了，受伤后被迫回了老家。

　　“因为不正规，所以人员流动很大，人不停地来，又不停地走。这样也好，他们学会了我们的歌，又可以带到别处去。”孙恒说。

　　《我向总理说真话》一书的作者李昌平，偶然认识了孙恒。李昌平说：“他演唱的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打工光荣》，特别让我感动。他的歌声对我而言，就像夏日的清风，我紧接着的反应是孙恒代表了先进文化及其前进的方向。农民工需要孙恒，劳动者需要孙恒，我应该为孙恒们做点什么。

　　“我和孙恒成了好朋友，我多次观看他们为农民工义务演出，农民工观看演出时的笑声、哭声、叫声、歌声，让我感受到了劳动者被压抑而渴望伸张的力量。如果有一天，天下的农民工都能感受到‘我劳动、我快乐’，那该多好啊！”

　　农友之家是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正式注册、审批的非盈利性社会公共服务机构，与2002年11月成立

　　打工青年艺术团现在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北京明圆打工子弟学校为他们提供了一间教室。这儿地处北京五环路外，圆明园附近。2002年，香港的一家慈善机构资助了打工青年艺术团，艺术团陆续添置了电子琴、架子鼓等乐器。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后，他们和明圆打工子弟学校、属地肖家河街道居委会，三方共建，成立了“农友之家”，现有300多个注册会员，二三十个骨干，3名固定工作人员。

　　肖家河是打工者聚集的社区，这里常住居民4000人，外来人口却有1.2万。成立协会的主要目的，是想给打工者一定的技能培训，灌输一些知识，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

　　“在北京，没有家人、朋友，一个人呆着挺苦闷，我们把这里当成家了。现在每天晚上，都有工友过来，一块聊天，看看书。到这里，起码可以结交一起朋友，甚至有人失恋了，也跑到这里来倾诉……”

　　他们还建起了电脑室，20多台旧电脑都是从社会上募捐来的，每台花了100元重新维修，到现在为止，一共办了3期电脑免费培训班，每期3周，教师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志愿者。

　　平时除了办电脑班，开放图书室外，他们每周都按排一些活动，在他们小小的活动室里，我们看到了8月份的活动安排：8月1日（周日），大兴旧宫镇明园分校（打工子弟学校）慰问演出；8月7日（周六）“潮好味”饭店慰问演出；8月8日（周日）工友联谊会；8月15日，协会招新宣传活动；8月15日（周六）法律维权知识讲座；8月22日（周日）工友论坛活动，请成功的打工者讲述打工的经历和经验；8月29日，通过欣赏影片《婚姻革命》进行社会意识培训活动。　　

　　它们还出版了自己的报纸——《社区快讯》。四开，杂志大小，每出一期要120元，一共印2000份，由志愿者发放给打工者，文章都是自写自编，已经出了3期。有一篇属名“小山”的文章，让我印象深刻：

　　“我们也是人，但我们‘这种人’前边还要加上‘农民工’，合起来叫农民工人，然后简称‘农民工’，再然后简称‘民工’。这样就打了个三折。看看，做人难呀！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但是，我们这个公民是名义上的、没有财产做保证的公民，还是会有人不把我们当人看。

　　“为什么说人格是以财产为基础的呢？很简单，比如你的权益受到侵害，你要用法律和社会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就要为此支付一定的成本，可是，我们为了省钱，连一本法律方面的书籍都不会买，更不要说去为此打官司了。因此，你说你是人，你有尊严，可是怎么保障呢？

　　“现在，我们大概知道自己是谁了：我们是‘人’，又不是‘人’。今天大家来参加活动、参加义工培训———就是来做人来了，今天我们不是打工者，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那么，想做公民，除了宪法的保护之外，实际上要实现这个白纸黑字上的权利，还要大家争取。在没有财产、没有物质手段做基础的前提下，要想做公民，还真得动点脑子。”

　　“我们现在所有的工作，都要根据农民工的实际需求进行”

　　4月11日，周日上午，我去参加了孙恒他们搞的一次法律培训———“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讲课的律师是社区居委会帮忙找来的，主讲《劳动法》。律师花了近一小时，详细讲了如何签劳动合同、如何避免合同陷阱、发生工伤时如何争取自己的权益等等。

　　到了提问时间，有个小伙子问：“老板让我们加班，但从来没给过加班费，这该怎么办？”

　　律师说，一定要有加班的事实证明，不能光嘴说上你加班了，那样不行，加班要有证明，但他说取证比较困难。

　　“那我让我的同事证明可不可以？”

　　“这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但问题是，你的同事愿不愿意，他帮你证明了，可能就被老板开除了。”

　　屈远方问：“比如我们找老板交涉，他承认我们加班了，几点上班几点下班，谈话时，我们拿录音机偷偷录下来，这个可以当证据吗？”

　　律师说可以，这是视听证据，有法律效力。

　　另一个女孩问：现在，北京市最低工资是多少？

　　答：“495元。”

　　女孩又问：去年，我的一个朋友，因为家里人去世，跟老板请假回家，老板不同意，但最后她还是走了。等她回来时，老板不但把她开除了，连欠她的工资也不给，还把欠条撕了，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一旦发生劳动争议，首先可以去劳动部门申请仲裁。每一个区的劳动局，都有一个劳动仲裁办公室，调解不成，再到法院起诉……”

　　谈到打官司、讨工钱，一个中年人抱怨道：“我讨120块钱，却要花费1200块。”他又接着问律师：讨不到自己该得的工钱，用合法的途径又解决不了问题，有人用死的方式来解决，比如爬了塔吊。“北京市后来出台了一个规定，说像这样爬塔吊是犯法的。请问，这样犯法吗？犯的是什么法？这个条文有法律依据吗？与国家的法律有没有冲突的地方？”

　　律师迟疑了一下，笑着说：从法律上讲，没有规定自杀、跳楼犯法，但要是危害公共安全了，就另当别论。“地方政府有颁布行政规章的权力，但它频布的条文，必须与国家的法律一致，如果与国家的法律有冲突，就是无效的……”

　　来听讲座的有20多个人，没我想像的多，我问了孙恒，他答：“这也是我苦恼的事，大家为什么不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太多时间。”

　　“我感觉，我们这个群体，没时间提高自己，生存压力太大。现在找工作太难了，一个人如果没工作，哪里还谈别的，哪能来听讲座，来学法律知识，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大学生为什么业余生活那么丰富，生存压力不同。你想想看，我一周抽半天来听讲座，老板可能就会扣我工资，甚至把我开除了。工作没了，就没办法养活自己，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想，争取自己的权利，先从争取自己的业余时间开始！以后，我们还会在实际技能上多提供一些服务。像电脑班，来参加的人就很多。我们现在所有的工作，都要根据农民工的实际需求进行。”

　　“那你们自己的生存问题解决了？”我问他。

　　孙恒答：“很不稳定，我们现在所需的资金，是靠基金会资助和社会募捐，我们3个固定工作人员的工资也从这里边出，有些项目是短期的，项目做完了，资助也就结束了。

　　“我们有一个理念，短期来讲，我们需要社会资助，但从长远讲，希望能自力更生，通过自己的付出，自己的劳动，能养活自己。就像一个人一样，总不能一辈子依靠别人。”

　　2004年7月，打工青年艺术团签约北京京文唱片公司，推出了他们的首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

　　同样是打工出身的京文唱片老板许钟民表示：这张CD不仅仅代表着打工青年艺术团，在艺术团的背后，是发生在有成千上万农民移民新工人队伍中的文化合作运动。只要把听到的声音—－艺术团放到这场生机勃勃的运动中去，您就会理解为什么这些歌曲是如此的普通，以及这些普通的歌曲所起到的作用。

　　孙恒说：这张唱片我们没有想到要赚钱，但会搞一些义卖。发这张唱片的目的，一是对我们两年来唱作歌曲的整理，因为有很多歌被工友们传唱，希望通过发唱片，能普及这些歌；另一方面，我们希望社会上关注三农问题的的知识分子，比如大学生、学者等，通过文艺的方式来关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应该有表现打工者心声的作品。

　　熬了几个通宵，关于孙恒和打工青年艺术团的节目制作完成了。北京深秋的凌晨有些凉意，路边草丛里有几只蝈蝈在唱歌。它们的歌声时时被马路旁的疾驰而过的车辆声音湮灭。但是它们却自得其乐，它们爱唱歌，它们会唱歌。

　　附：

　　采访时孙恒多次请我帮忙，让我留心周围有没有人想捐书或旧电脑。

　　“我们很需要这些物品，因为我们还想在另一个打工者聚集的社区，再办一个能读书、能搞培训活动的打工者之家。我们可以办更多的图书馆，更多的电脑培训班。我们的电话是62819903，81604803(小灵通)，只要不演出，王德志肯定天天值班。”